攀岩“大魔王”，何许人也？

从时间上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开端期（萌芽阶段，14世纪）、早期（15世纪上半期）、盛期（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叶）和晚期（17世纪上半期）。

同样，那些被视为法律逻辑之特种论证的反面推理、比较（或多或少）推理也来源于论题学。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法学家们对公理体系思维抱持某种近乎拜物教式的信念，认为：法律内部应当有某种前后和谐贯通的体系，所有的法律问题均可通过体系解释予以解决[1].建构概念清晰、位序适当、逻辑一致的法律公理体系，对于所有的法学家都有难以抵御的魅力。

这样，帮助介入寻找的论题就随时获得其从问题出发的意义。我把这样一种体系化工作的理想称为法律公理体系之梦。实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抓住某种固定化的东西，但这种固定化已游移至新的视点之下，它经常在完全另一种关联结构（语境）中加以理解，同时也为旧的确断提供一种转向的可能。因为由此它们才能获得其原本的面貌。[80]斯多葛学派重视后者，对此倾力研究并称之为辩证法（即现在的逻辑学）。

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正确性的要求（claim to correctness）相关联[48].从实践角度看，法学的陈述主要不是描述性陈述（descriptive statements），而是规定性陈述（Prescriptive statements）或规范性陈述（normative statements）。另一类是从外部附加的。赫玛戈拉斯的出生地特姆诺斯原先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一个古希腊小城邦，公元前133年后归罗马所有。

根据公元一世纪古罗马修辞学学家、教育家昆体良(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的考证，第一次使用争点这个词的可能是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的学生瑙克拉底，或者是公元前 3 世纪早期的古希腊修辞学家克拉佐曼纳的佐庇鲁斯。希思进一步指出，在争点论中，鉴别案件的争点只是第一步。该理论旨在根据所涉及的每一个争点结构而将修辞问题(特别是实际的法庭辩题)加以归类，这种归类令实践的修辞者感兴趣，因为它可以帮助修辞者辨别相应的论辩策略，比如，适合于事实问题(被告人是否从事了所指控的行为?)的论证型式(patterns of argument)在评价性论辩中(被告人是否有理由从事那个行为?)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问题争点。他举例说，米洛杀死了克洛狄乌，他杀死一个躺下来等他去杀的人是正当的。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戴维?古德温( David Goodwin) 在其《元争议之争辩与新修辞学》 一文中认为，古代争点论源于古希腊法律制度中的三个基本的论辩需求：第一，确定是否存在真正的法律冲突或僵局( impasse)。先来看第8－9节的论述，原话是这样的： 不确定的问题往往更加包罗万象，因为确定的问题正是从不确定的问题中分出来的。

此为后话，参见下文有关赫玛戈拉斯的争点学说的论述。在奥勒留·奥古斯丁的《论修辞》中，修辞情境的这 7 个属性通常采用如下的提问形式： 何人( Who， qui ) ? 何事 ( What， quid ) ？ 何时 ( When， quando ) ? 何地 ( Where， ubi ) ？ 为何 ( Why， cur) ？如何 ( How， quem ad modum ) ？ 通过何种手段 ( with what resources， quibus adminculis) ？ 如此等等。这两门技术都同样得出反面的结论。为了对个案或确定的问题的实际解决，赫玛戈拉斯提出了四个所谓的逻辑问题，即：事实争点(或推测性争点)。

裁判点 一、作为修辞学理论的争点论之渊源 争点和争点论 当代修辞学家们大多认为，争点论(die Statuslehre，Stasis－theory)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修辞学家赫玛戈拉斯(Hermagoras)系统论述的一种修辞学理论。而且，昆体良还提到，该词也被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政治家、雅典十大演说家之一的埃斯基涅斯用于公元前330 年撰写的《驳泰西封》演说当中。赫玛戈拉斯生卒的确切时间历史上没有记载，已无从查考。对于不确定的问题和确定的问题的区别和联系，昆体良在其著作《雄辩术入门》第3卷第5章第8节及以下各节曾经做过详细论述，我们在这里分别予以引述，以便加深对上述两类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据认为，这些修辞情境有7个属性，即：行为人，行为，时间，地点，原因，方式和出发点。就最后一点而言，还有若干进一步的选择可能性：我可以否认殴击那个人是错误的。

但他从不会承认其不当行为有罪，否则就用不着审判了。根据美国当代著名修辞学家乔治·肯尼迪的看法，赫玛戈拉斯的原著是为修辞学校的学生训练司法题材的演说而提供的准备， 尽管其名义上的目标是公共演说的能力。

然而，我们看到，上面所提及的这些人物都还没有创建出一套完整的争点理论，这个理论的系统论述是其后的事情。在这本书中，赫玛戈拉斯广泛地讨论了修辞开题，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第三，确定反驳被告的成功策略。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被告有时并不否认他做了某件事情，也不否认他已造成了伤害。我所称的不确定问题也可以称之为一般性问题。如果你坚持说行为没有所说的那么严重，或者是正当的，就应当以同样的方式证明这些。

柏拉图借巴门尼德之口在此所强调的辩证法训练实质上就是二律背反式的假设。此外，欧洲古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罗马基督教拉丁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奥勒留·奥古斯丁在所著的《论修辞》一书中也把赫玛戈拉斯作为修辞学原理的主要作者加以引证，他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忠实于赫玛戈拉斯学说的。

在柏拉图所著的《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 中，巴门尼德对青年苏格拉底说的一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上述方法的重要性： 热心论证诚然是美好的、高尚的事，但是你必须趁着还年轻的时候用那种看起来无用的、被许多人斥为空谈的办法磨练自己，训练自己，否则真理就会躲开你。当时被称为双重论证( dissoi logoi)或双重逻辑( double－logic)的推理类型也反映在高尔吉亚( Gorgias)的著述当中，他曾经使用过修辞学上的对偶法( antithesis)，让正相反对的句子形成对偶，以显示它们的相反。

迪特尔·马特斯在《特姆诺斯的赫玛戈拉斯： 1904 1955 年研究综述》一文中考证，赫玛戈拉斯《修辞术》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 (1)开题或发现题材的理论。大约公元前150年，赫玛戈拉斯著 修辞术》一书

参见R. C. van Caenege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Private Law， translated by D. E. L. Johns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2， pp.55~56. [19]在西方史学界，有关《学说汇纂》之波伦亚手抄本或流行本，普及本）来自何处，至今尚无定论。同上，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104~105页（中译见同上，[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109~110页）。后来也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英语译作Renaissance humanism）。[131]从方法论上看，尽管彼得·拉米斯曾经受到过鲁道夫·阿格里科拉的影响，但他所接引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辩证法或论题学，而是柏拉图的辩证法（尤其是二分技术）。

19世纪（1835~1870年），普鲁士科学院主持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成为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亚里士多德文集。当时，另一位在国际法学科上曾经有过奠基贡献的意大利法学者、1581年起任英国牛津大学民法教授的阿尔贝里科·真蒂利（Alberico Gentili，也写作Gentilis， 1552~1608）于1582年在伦敦出版《论法学解释的六篇对话》（De Juris InterpretibusDialogi Sex）一书，坚定地支持巴尔多鲁派的方法（the bartolist method），反对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家（尤其是雅克·居亚斯）研究罗马法渊源的方式。

其实，这些教授法是一套主要具有考据学和文献校勘价值而缺乏与法律实践相联系的学问知识。另参见前注[13]，Ernst Andersen书，第32、 35页。

[159]参见前注[17]，Peter Stein书，第79页。[180] 这个时期，在德国，对构建法学体系最为热心的法学家是马尔堡的尼克劳斯·韦格留斯，他的体系论名作乃1561年出版的《民法的一般方法》（Methodus universi iuris civilis）。

[171]同上，Hans Erich Troje文，第744~745页。前注[15] ， Guido Kisch书，第18页。[118] 总体上看，法律民族主义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欧洲法律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推动了18、 19世纪法国、奥地利、德国的法典化运动的开展，罗马法逐渐失去作为欧洲共同法之地位，沦落为纯粹历史上的法。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 Joseph M. Perillo， The Italian Legal System: An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67，p. 37. [24]同上，前注[13]，Ernst Andersen书，第37页。

前注[28]，Hans Erich Troje文，第647页。在1547年出版的《辩证法基础》（Erotemata dialectices）中，他沿袭亚里士多德和波菲利的辩证法（逻辑学），在一种广义的亚里士多德框架内论述自己的辩证法学说[129]并指出，辩证法是（其他）技艺的技艺（ars artium）、（其他）科学的科学（scientia scientiarum），乃进入所有原理的方法途径。

另见《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任钟印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113]霍特曼的主张不仅唤醒了其他法学家们，使他们鼓起勇气使用本国法，使用本国的语言取代拉丁文（尽管这种取代并不利于欧洲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来从事对本国法的研究和写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主张对于法学方法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罗马法是固定的和成文的，故而产生了形式的（烦琐、僵化的）经院主义解释方法，相形之下，本土习惯法（lex terrae）是不成文的，适合于法官更富创造性的、（自由的）解释技术。

[70]参见前注[34]，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2页（中译见前注[34]，[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3页）。[179]Meno Scattola， Scientia luris and lus Naturae: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Damiano Canale， 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 1600~1900，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 V.，Dordrecht， 2009，p. 7. [180]参见前注[47]，Jan Schroder书，第82~84页。